孙晓泉,山东兰陵县人,南下前是鲁中南区兰陵县青山区区长。
1948年底,淮海战役开始,孙晓泉参加了战役支前。淮海战役结束。孙晓泉回到县委担任县委秘书。休息了没几天,就接到通知参加县委干部大会。
干部大会上,县长孙文成在大会上宣布组建南下干部中队,并宣布了名单,其中有孙晓泉的名字。此时,孙晓泉已经30岁了,在南下干部中年龄算是大的。南下干部名单后来是有变动的,因为有些人不想南下,有所顾虑。
县委同时决定,兰陵县干部编成一个中队,由孙文成任中队长,即日开赴位于临城的华东党校学习城市政策,为期一个月。
南下的时候,干部有的是自己有手枪的,中队以上级别才能带武器,孙晓泉也有。干部武器是自己携带。中队之下是班,和部队的叫法一样。但这个班和部队的战斗班不一样。
在临城华东党校,南下干部学习一个月,学习党的城市政策。实际上这一个月,也不是光学习,也同时作南下准备,等待汽车和运货的火车。期间,兰陵中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第一九一团。
四月中旬,学习结束。南下干部在临城上了运货的火车,一直开到蚌埠。蚌埠有南方城市的味道。休整三天后再坐运人的火车到合肥。
当时兰陵南下干部中队是单独行进的。大家通过中央的一些简讯,了解到中央和国民党谈判的一些消息及李宗仁当代总统等等。从蚌埠开车的时候不知道要到合肥,到了合肥也不知道要去哪里,南下干部在合肥也只是临时停留。
兰陵中队到合肥后待了两三天,住在郊区,同时寻找船只。因为南下的部队、干部有很多,船不够用,大家走了很多路才找到船。
中队奉命步行开往合肥城南长江边上的刘家渡。此时,上级还下达了一个规定,要将原来由组织上统一保管的干部档案一律交由干部本人保管,以确保安全。这让大家都有些紧张,因为过江时候牺牲的干部,档案很可能也会随着人掉江里而消失,档案没了,人就真丢了,大家因此意识到过江是件很严重的事情。
因为是百万雄师过大江,现有船只肯定不够用,兰陵中队到刘家渡名义上是要准备渡江了,实际上仍在到处寻找船只。
4月22日,渡江已经开始。孙晓泉站在长江堤岸上万分兴奋,几乎是冲口而出地唱了一段京戏:解放军,占天时,兵多将广;领人马,下江南,兵扎在长江。一曲毕,仍意犹未尽,便又口占一绝云:早定今年夸剩勇,果然江上站貔琳。看他溃败哀狼狈,我自扬威歼寇仇。此时和他一起站在长江岸上,是以孙文成同志为队长的整个兰陵县干部中队。
正在高兴之际,忽然从长江上游飞驰而来一艘国民党战舰。它应该是刚从上游败下阵来,正朝上海方向逃窜。败军之船,困兽犹斗,上来就用机枪胡乱扫射一气。上级命令:“不要理它。”不一会儿,这条船就溜得没踪影了。
4月23号,部队渡江成功,等兰陵干部中队弄到船只,大部队已经过去了大半。当日,黄昏以后,大家从刘家渡登船。弄来的船不是很大,只能装孙晓泉他们这一个中队。过江时孙晓泉太紧张自己的档案了,对究竟船上做了些什么人都没太注意,以致于后来想不清边上坐了哪些人。
队伍渡江后,一路急行军,直奔杭州。此时,国民党军巳经溃退不见踪影,只是偶尔看到他们遗留下来的一些死尸,横卧路旁,狼籍不堪。孙晓泉心想,这就是内战所带来的恶果啊。
过江以后,一路急行军。期间,兰陵中队还有一个任务,那就是筹备粮食。所谓筹粮,就是在沿途农村找到伪保长,由他带领去那些有余粮的农户家中,察看粮食,记下姓名,估计粮食数目,然后告诉他们:部队用粮,开条子给你们,待到新政权成立后,凭条子兑换现金。
此后,兰陵中队经过南陵、宣城、广德,4月29日到了安吉。一路都是步行过去的,一路都很顺利。
特别有意思的是,兰陵中队进入安吉县境后,在一个村镇附近的一棵大树下休息。附近居民获悉后,竟敲锣打鼓出来欢迎他们,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。没想到的是,国民党一架飞机忽然来袭,低飞俯冲中,用机枪胡乱扫射,那棵大树上的树枝都被射断了好多,飞飞扬扬掉落。但说也奇怪,大树下的军民却有惊无险,无一受伤。
5月9日晚上,飞飞扬扬进人杭州。但天色已晚,一时间无法与杭州市军管会联系上,也就找不到住宿场所。按照老规矩、老做法,只能自己找房子住宿。中队在西大街达三里找到一排房子,孙晓泉被安排在达三里一号。
5月15日,兰陵中队接到命令,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第三区公所,地址在忠清巷,区长名叫钱镜西。到达该区后,兰陵中队命令钱镜西及所有区公所人员,必须将有关人员名单、文件、财产、账目、器具等造册上报,不得隐瞒、遗漏,并听候处理。事实证明,所报清册基本属实。
但钱境西把很多东西说成是个人的,如办公用玻璃瓶板、笔墨、砚台等。其他人也都说是私人所有,对此大家也未追究。对其中几个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的中青年,区里后来还给分配了工作。
接管工作基本上是利的,但中间发生了钱镜西自杀事件。国民党区长自杀,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,但在抢救问题上,南下干部的认识并不一致。大多数干部认为,应予抢救,但也有个别人认为,这是“畏罪自杀,咎由自取”,随他去吧!领导上是与大多数干部观点一致的。
还有一件事。兰陵中队到了杭州之后,有6个干部回去了,因为家乡观念很重等原因。在接管干部中,总有那么三五个人,经常发生牢骚、说说怪话,对一切都看不顺眼。有一天夜里,这6人偷偷跳上火车,逃回山东去了。大家都说,他们立场不坚定,开小差了,真丢人!组织上立即将此事写信告诉兰陵县委,并通报上级。
不久,杭州下城区人民政府成立,孙文成任区委书记,杨雪岩任区长,孙晓泉担任秘书。接管工作就此结束。兰陵中队大部分是分配在下城区这一带,都安排了相应职位。又过了段时间,兰陵中队中约不到50人到了杭州之后,又到上海去了。大队部也走了,去解放舟山了。
7月份,孙晓泉就调到市教育局去了。后来孙晓泉在市政府人事处工作过一段时间,那里都不是南下干部,都是穿便装的。
孙晓泉调杭州市教育局任秘书,兼管一个刊物《教育报道》。教育局局长郭人全,曾任湘湖师范校长,地下党员;副局长萧方洲,南下干部,曾任鲁南第三地委宣传部长,当时孙晓泉就在第三专署工作,所以彼此很熟。全局科股长以及干职人员有40多人,其中以南下干部为骨干,还有地下党、华东大学学生、新吸收的知识分子以及留用人员等。
进入教育局工作后,有几件小事孙晓泉印象深刻。
为了与同志们相互熟悉,增进了解,孙晓泉召集秘书室和《教育报道》的人员开了个座谈会。
文秘人员尤霞村首先发言。他是山东菏泽人,曾任山东师范学院秘书组主任,一年前失业,来杭州找工作,是杭州市人民法院院长刘季青介绍他来教育局任文书的。尤霞村说,菏泽出过两个国民政府大官,一个叫何思源,一个叫王耀武,都官至省长,但最后都失败了。于是,老百姓给他俩编了副很嘲讽的对联:
王耀武扬威不耀武 何思源饮水不思源
尤霞村话音才落,钱耕辛就气呼呼地发言说:“我是《教育报道》的编辑,解放前是编辑,现在仍是编辑,郭局长一直说我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。但老X总说我是俘虏,大家评评看,我是俘虏吗?!”
于是众人七嘴八舌议论开了,一致认为老X不对,不能把留用人员当成俘虏看待。庞翔勋说,解放前做事情,都是为了糊口,现在做工作是为人民服务。留用人员不是俘虏,真正的俘虏是刚才尤霞村所说的王耀武那号人。
谁是俘虏,谁是同志。把这层关系弄清楚了,同志的关系也就更亲密了,工作自然也就开展得更顺利了。
不久,孙晓泉接到了来自杭州男青年会的邀请,做一个以《给青年朋友们谈谈人生观》的主题报告。作为来杭后的第一次报告,孙晓泉认真备课,参考俞铭璜所著的《新人生观》,着重谈了三个问题:什么是人生观,对人生观有几种态度,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。
他讲完后,刚从德国回来的蔡堡先生做了《德国见闻》的报告。他在开场白里说:“刚才孙先生的演讲,是人生哲理方面的丰盛大餐,我接下来要讲的,只不过是几样小点。不过,大餐之后再来几碟小点心,也许还别有风味呢。”这几句话,足见蔡先生很有口才,善于演讲。
报告会后,青年朋友们给演讲以很好的评价,认为“一中一西,一荤一素,一大一小”,各有特色,又互有补益。蔡堡先生后来曾任浙江医科大学副校长多年。
1949年9月,上级机关颁发了“杭州市人民政府”白底黑字胸章若干枚,每个干部都有,佩在胸前,作为识别标志。这是十分光荣的事情。教育局档案室里的陈建枫是留用人员,带上胸章后对工作更加积极了,他说:“领导要任何一份档案,我保证三分钟取出。”他还把自己收藏多年的一部《鲁迅全集》捐献给了教育局。
到9月底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,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一片迎接新中国的欢乐气氛中。杭州市教育局自然也不落人后,全局人员都行动起来,开始制作精美的彩门松坊......
结果,正是那位陈建枫同志,因为太过兴奋,在积极筹备庆典过程中,忙中出错,居然把佩在胸前的那枚证章弄丢了。这可把他急坏了,角角落落,翻箱倒柜,统统找遍,却仍是一无所获。最后,他很尴尬地问孙晓泉该怎么办。孙晓泉只好安慰他说:“你先写个检讨报告吧,我再给你申请一枚。”有了这颗定心丸,他又开始忙进忙出了。
1949年10月I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: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。”这一刻,孙晓泉想到了那些亲如兄弟的同志,想到了渡江以来的全新生活,也想到了那一句“俱往矣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”。